国学、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【太阳成集团官网】

编者按：杰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，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承传和发展的显然。擅于承继才能擅于创意，从沿袭的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，我们才能作好今天的事业。日前，“大师谈大美”系列学术讲座：“国学、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”在中国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。

本次讲座邀中国艺术研究院终生研究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兼任讲学嘉宾。何为国学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当代意义是什么？如何在当代教育中更佳地承传国学与传统文化精华？本刊整理刊登讲座内容，与读者分享。关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还包括浩如烟海的文本典籍、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，以及民间艺术、民间礼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们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。

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是同一个概念。传统文化背后的那个精神相连链，才是文化传统。

传统文化是摸得着、看见的文化遗产。而文化传统则是看不到的比较平稳的精神结构，它充溢流过在有所不同民族从古至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之中，其中包括着传统文化以求包含和传衍的规则、理念、价值和信仰。中国地域辽阔，历史悠久，不仅儒家思想在汉以后沦为文化的大传统的代表，同时，由于地域和族群的有所不同生活状态，又构成了根脉很深的文化的小传统。大传统指占有社会主流地位的思想形态，文化的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、民间艺术、民间礼俗和民间信仰。

汉以后由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，经过历朝历代的非常丰富与变异，大大产生文化的新质。譬如东汉至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以来佛教文化的带入，以及道教文化的流传，经过三者的文化汇流而产生了宋明理学，这是不同于先秦两汉儒学的新形态，思想史家称作新的儒学。

平其缘由，主要是儒家思想是具备包容性的学说，它既能吸收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思想，也吸取道教和道家的思想，再一在唐以后渐渐构成儒释道“三教合一”的历史奇景。儒释道三家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，沦为传统社会精神网络长存不懈的承托力量。

文化传统是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建构出来的文化典范来支撑和承传的。文本经典和典范性的文化遗存，里面集中于藏有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密码，文本经典的诵习和文物遗存的熏陶，称得上现代人拒绝接受和相连传统的有效地方式。

跟传统的因子相连密切的大文化人、大艺术家、大文学家、大哲学家、大学者，他们的德范与风义和他们独创性的艺文杰作，需要起着为青年人获取精神模楷的起到。关于国学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同一概念。传统文化是一个涵蕴多重的十分宽博的范畴。

章太炎称作“国故”，胡适之说明为所有过去的历史文化。而国学所牵涉到的，则是对传统文化展开了解的学术研究。简言之，传统文化是文化形态，国学是学问形态。

中国传统文化是学问的研究对象，无法把学问对象和学问本身混为一谈。国学这个概念，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学。

中国历史上很早已有国学这个语词。比如在《周礼》里面，就有“乐师出纳国学之政，以教国子小舞蹈”（《周礼·春官·宗伯》）的记述。后来《汉书》《晋书》《隋书》《唐书》《宋史》《明史》等史籍的记述，凡有国学一词经常出现，都是指国立学校。现代国学发端于何时？据我个人认识到的资料，最少在1902年，在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，他们早已在用于国学这个概念了。

梁启超明确提出可以筹办一个《国学报》，黄遵宪指出还不是时候。他们当时谈的国学，当然是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，而不是要筹办学校。再行往前推向几年，1898年戊戌变法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百日维新高潮之际，出版发行了一本著作叫《劝学篇》，其中谈到学校的课程设置，应当“旧学为体，新学为用”。但1921年梁启超出版发行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在叙论张之洞的众说纷纭时，自述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

1904年，梁启超写出《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》，其中有一段话谈得更加必要：“近顷悲观者流，闻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，恐国学之从此而歼灭。吾不此之惧也。但使外学之输出者果昌，则其间接之影响，无以使吾国学别再配活气，吾不敢断言也。

但今日意欲使外学之真为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梁启超这段文字，具体把国学与“新学”“外学”比较应来用于。那么可以说道，张之洞明确提出的“旧学”，梁启超自述的“中学”，和梁、朱通信中谈的“国学”，其涵义大体上是完全相同的，即国学是和西学、新学、外学比较不应的一个关于中国自己学问的概念。

国学概念尽管用于，但学术界并没对概念本身不作学理分梳，直到1923年，北大国学门出版发行《国学季刊》，请求胡适为之写出发刊词。胡适写到：“‘国学’在我们心眼里，只是‘国故学’的简写。

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，都是我们的‘国故’；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，就是‘国故学’，省称作‘国学’。”意思是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，就可以叫国学，但恨没说道历史文化本身就是国学。不过胡适的国学定义，并没被学术界所接纳。当时学术界的共识，是指出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。

所谓固有学术，所指的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、两汉的经学、魏晋的玄学、南北朝至隋唐的佛学、宋代的理学、明代的心学、清代中期的朴学（以考据为中心的学问）等等。指出国学是固有学术，那是此一方面的专家研究的问题，跟一般的民众不更容易再次发生关联。可是作为国学，却与一般民众互为隔绝，难道也决不值得注意。1938年5月，20世纪的一位大儒马一浮先生，在浙江大学举行国学讲座，给国学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定义。

他说道：“今先楷定国学名义。荐此一名，该摄诸学，唯六艺不足以当之。

六艺者，即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艺》《不易》《春秋》也。”（《泰和会语》）“六艺”又称“六经”，是经过孔子删订的现存最具体化的文本经典，是古人智慧的最低结晶。马一浮称之为“六经”为中国文化的最低的类似的形态。大哲学家熊十力则说道，“六经”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。

我们华夏民族，如无“六艺”为精神依据，之后人不知何以为人，国亦知道何以为国。葛洪说道过：“五经为道德之渊海”，既是“盛世存正之所由”，又是“己任行径之准绳”，“其用近而业贵，其事大而辞美，有国有家容易之制为”。要之，“六经”不仅是中国学问的源头，也是中国人德范德传的渊薮，是中国人己任修德之基，同时也是中华立国的精神承托。近年我从以《易经》为代表的“六经”里面，也还包括后来沦为十三经组成部分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孝经》里面，辨别抽绎出五组价值理念：诚信、爱敬、绂、节操、和同。

这些价值理念，不仅归属于过去，也归属于今天和明天；不仅合适我们中国人，也合适全世界所有的人，是人类的共计价值。以我多年研习中国文化的所学，渐渐觉到：中华文化需要贡献给世界的，主要是人之为人的、群之为群的、家之为家的、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论理。这些价值理念的精神旨归，是使人沦为完善的人，使群体沦为人与自然的群体，使家沦为有内亲有爱人有敬的和睦的家，使国家沦为讲信修睦、怀柔近人的礼义文明之邦。

国学、传统文化怎样转入当代教育弄清楚了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，了解了它们的质性，国学、传统文化怎样转入当代教育，就较为更容易解决问题了。按照马一浮新的给国学下的定义，即指出国学是“六艺之学”，其中还包括六艺之道、六艺之教教和六艺之人几个环节。因此国学本身就具备后学的意涵。

明确说道，就是通过六艺之教教来传授六艺之道，从而培育六艺之人。六艺之道就是“六经”的价值论理。所谓六艺之人，就是用作为中华文化最低智慧的价值论理，来修养熏习华夏子孙，使之沦为明德、孝、怀仁、达用的有理性的一代新人。

国学在今天转入教育，说到底，就是展开中国文化的价值教育。后学的方法、途径，主要是文本的经典读者。“六经”文本读书一起绝非烦难，但《论语》事实上可以作为“六经”的详细读本。

孔子谈的道理，只不过就是“六经”的基本道理，只不过通过夫子的言传身教，化作了日用常行，显得更加平易近人、将近人、易入。此正如马一浮所说，《论语》里面有六艺，《论语》可以合六艺。

所以我指出，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国学课，主要是背诵《论语》居多。再行选修，渐渐读书全本。

小学五年级、六年级，除了背诵《论语》，可以重新加入《孟子》选修和诵读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。初中，还是以《语》《孟》等四书居多，同时再加文言文的文学创作锻炼。

高中，稳固《论语》等四书的背诵成果，必要重新加入“六经”的文本选修。大学一二年级的国学课，“六经”先读之外，可以减少一些学术史的内容，还包括诸子百家的选篇。至于传统文化转入当代教育，一是精选辑诗词古文转入课本，作为教材；二是地上地下文化遗存的驻足和熏陶；三是开办明理课，作为公民的必修课程。

《中庸》对明理有定义：“好学几近智，力行几近仁，知耻近乎勇。知斯三者则闻所以明理。”我的一个结论：明理，从知耻开始；自学国学，从背诵《论语》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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